其實，臺北城的老故事說也說不完，舞台大抵發生於清代臺北城的範圍，涵括今日的館前路、重慶南路、衡陽路、中華路、博愛路，以及日治時期表町、本町、榮町、大和町、京町等街區。

當時這些地方商業活動蓬勃鼎盛，茶葉、圖書、銀行、藥品、攝影器材、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，好不熱鬧。爾後歷經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，逐漸形朔成現代化的樣貌。

話不多說，透過文史專家高傳棋、凌宗魁、鍾淑敏、蘇碩斌、林月先、徐明瀚的引領，一起來漫步《臺北城中故事》的重慶南路，探索地方由生至衰、由沉潛到轉型的軌跡。

重慶南路書店街是城市獨有的風景

思想，應該是奔放的鳥，所以當人仰望天空，腦袋會自由轉動。

然而，臺北人的腦袋，何時開始自由？腦袋內的思想，由何處開始奔放？這段緣起，應該要從100年前的書店街說起。

書店街，無疑就是台北市重慶南路，更準確來說，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、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6百公尺。

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，如東方、商務、三民、正中、世界等，1950年代2/3的臺北市書店和出版社開在這裡，1980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77家。

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，但不要忘記，不論是哲學、小說、政論與詩，都需要書本來承載、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。

所以，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，原本不相識的人，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。

重慶南路的名字，雖是戰後才有，但書店街的規模可追溯到1915年「新高堂書局」新大樓。

彷彿偶然、又似必然，100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，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。

圖／取自Unsplash，攝影者Cristina Gottardi。（示意圖）

1915年，臺灣雕版印刷書時代告終

1915年時，重慶南路還稱作「府前街」，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前，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。

1898年，一間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「新高堂」，風光蓋起整棟面寬30公尺、樓高3層、賣場270坪的紅磚新廈，也打開了之後100年的書店盛世。

「新高堂」大樓一進門是挑高明亮的大廳，寬敞的1樓有幾個書檯，擺置精巧的文具、現期的雜誌，2樓則密布高聳書架，立著、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。

全盛時期店員超過30人，不停上下奔走。書店的節奏，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，在1樓櫃檯指揮，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，當時就移到3樓的娛樂間，坐在榻榻米上泡茶聊天。

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？「新高堂」又不是第一天開幕，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。

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，但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、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，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。

日治以前，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上層階層，艋舺、大稻埕、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，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。

那個時代，思想不是飛翔的鳥，而是安穩的山，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。買書讀書的環境，稱之封閉並不為過。

清末臺北的書店，或稱書鋪、書肆，只有艋舺和大稻埕零星幾家，如苑芳、建芳。

書鋪商品大概可分為2類：

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，如百家姓、千字文、昔時賢文、四書讀本。

二是祭儀日用類書，如通曆、命相醫書、善書鸞冊，或者再一些歌仔冊。

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、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，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，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。

清末臺灣的書，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，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「臺地工料頗昂，所有風世諸書，多從內郡刷來」就是這樣的現象。

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，好比臺南「松雲軒刻印坊」，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、漢學典籍，以及宗教善書。而他們的印刷技術，主要是雕版印刷。

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，在1915年前後編寫的《臺灣詩乘》有以下一段文字：

「蓋以臺灣剞劂尚少，印書頗難。而前人著作，又未敢輕率付梓，藏之家中，以俟後人；子孫而賢，則知寶貴，傳之藝苑，否則徒供蠹食，甚者付之一炬。」

連雅堂文中的「剞劂」，就是雕版印刷，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，由刻版師逐字篆刻，再送去壓印成書。

一本書的完成，是數十個、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，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，但速度實在夠慢，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，所以印量也不能多。

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，就像連雅堂說的，書的根本是珍藏之「寶貴」。

松雲軒刻印坊在1915年後，業務大幅萎縮、幾經讓渡，雕版印刷年代告終，臺灣進入活版盛世。

這個時間點，剛好也與「新高堂」大樓開幕相似，「流動」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。

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，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，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（stereotype），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，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，然後送印。

書的意義，是印愈多愈值錢，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。「新高堂」作為現代書店，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。不論書來自日本、中國或臺灣自印。

圖／取自Unsplash，攝影者Janko Fer。（示意圖）

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？

那又是另一段歷史了，臺灣第一臺進口的活字印刷機，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，而是英國人。

光緒6年（1880年）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，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。

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，終在1885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《臺灣府城教會報》。

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「聚珍堂印刷機」，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，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。

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，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。

這家半官方的報社，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，1台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、4台先進的輪轉印刷機、3台自動活字鑄造機。

這些機器不只提供《日日新報》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，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。

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，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，在見聞錄《鯤瀛日記》寫下：

「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。報分漢文、和文兩種，日出三萬餘紙。印報之法，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，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，嵌入機器，周轉極速。」

活字印刷，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、印量更多，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。

整個1910年代，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，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，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。

By 城市學